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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时代网络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和规则

时间:2020-11-18 来源:《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余澜 贾浩杰

  摘    要: 《民法典》第1122条遗产范围由以往概括式加列举式的立法模式改变为概括式加排除式的立法模式,为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提供了法律依据。用户协议和隐私权保护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认定和归属,但并不影响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通过运用民法典格式条款的规定,排除用户协议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限制。同时需要在保护用户隐私权的基础上,设计能够均衡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利益的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制度。

  关键词: 《民法典》; 网络虚拟财产; 继承制度;

  一、民法典时代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界定

  1.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

  根据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较2018年底增长7508万,达到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较2018年底提高4.9个百分点,达到64.5%1。网络产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各式各样的网络虚拟财产,网络游戏中创制的虚拟财产、社交账号、网络店铺等不同种类的网络虚拟财产不断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最初的网络虚拟财产仅指狭义的网络虚拟财产,即网络游戏中具有财产价值的网络虚拟物,如游戏装备、游戏币等。狭义的网络虚拟财产仅仅局限于与网络游戏相关的网络虚拟物,而电子邮箱、社交账号、虚拟货币等其他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网络虚拟物并不在狭义的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之内。随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不同类型的网络虚拟财产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网络虚拟物需要纳入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进行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像淘宝网店、手机靓号、虚拟货币等与网络游戏行业不相关的网络虚拟物也常被法院认定为网络虚拟财产而予以保护。于此情形,仍然使用狭义的网络虚拟财产不再符合网络虚拟财产发展和保护的需要。所以,目前网络虚拟财产更多指的是广义的网络虚拟财产,即能够被网络用户支配和控制并具有财产价值的各种网络虚拟物。广义的网络虚拟财产外延更广泛,既包括网络游戏装备、网络游戏账号等与网络游戏相关的网络虚拟物,也包括像电子邮箱、社交账号、虚拟货币等其他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网络虚拟物。本文所讨论的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即是基于广义的网络虚拟财产展开的。

  2.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我国《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依然延续了《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法典》仍然是概括性的提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没有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保护途径。界定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研究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基础。关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界定,学术界存在多种学说,其中物权说和债权说是两种主要学说,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多数学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界定应当以“二元论体系”的财产权构造为基础。在物权和债权作为财产权两大支柱的情况下,“二元论体系”能够实现网络虚拟财产的快速调整和适用,且“二元论体系”下的物权和债权能够为网络虚拟财产提供相应的空间。“二元论体系”不仅能够满足网络虚拟财产的需要,同时也能够降低创设新权利体系的各种成本,促进网络虚拟财产的快速发展及法律保护。
 

民法典时代网络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和规则
 

  在物权说和债权说中,笔者更赞同“二元论”体系下的物权说。从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性来看,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物的特征和属性。网络虚拟财产并非人类想象中的精神产物,其存在于特定的网络空间之中,并能够在网络环境中进行区分并确认其归属,具有物的特定性、客观性和独立性;网络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具有支配和排他的属性,表现为网络用户对于其所拥有的网络虚拟财产享有处分权,网络虚拟财产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取决于网络用户的意思和行为,其他人不得干预和侵犯,体现了其物权属性。此外,债权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债权说的存在依赖于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关系,而这种合同关系不能准确界定和充分保护网络虚拟财产。首先,网络用户所拥有的网络虚拟财产完全在网络用户控制之下,除非网络用户违反了禁止性规定,网络运营商不得影响网络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控制,网络用户的行为决定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归属。基于用户协议将网络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确定为请求权不能准确界定网络用户所享有的权益的性质;其次,当网络用户的网络虚拟财产受到第三人侵犯时,仅依靠用户协议中约定的请求权也不足以维护网络用户权益。

  二、民法典时代网络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

  伴随着《民法典》的通过,社会各界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探讨不断高涨,其主要原因在于《民法典》第1122条对于遗产范围的规定较之前的《继承法》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为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提供了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1122条采取概括式与排除式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定了我国的遗产范围。相对于1985年计划经济时期以家庭的生产职能和养老育幼的消费职能为主的《继承法》,我国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由最初的概括式加列举式组合变成了概括式加排除式组合的方式。这一变化一方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为网络虚拟财产等特殊财产的可继承性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根据《民法典》1122条的规定,遗产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合法财产,网络虚拟财产只有具有“合法性”和“财产属性”才能够被继承。以下分别从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性和财产属性分析网络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

  1.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性

  财产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财产取得方式的合法性和财产内容的合法性。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用户许可协议是网络用户进入网络平台取得网络虚拟财产的依据。网络用户在签订用户许可协议的基础上,进入网络运营商创建的虚拟环境,并在该虚拟环境中不断创制属于自己的网络虚拟财产,其所取得的网络虚拟财产以二进制编码的形式存储于网络运营商的网络设备之中。

  因此,审查网络虚拟财产合法性的实质在于审查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用户许可协议,以及网络用户在虚拟环境中通过一系列体力、脑力活动创制或者用现实货币购买的虚拟创制物。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用户协议,如果双方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该用户协议中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该用户协议合法有效[1]。同时,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禁止网络用户在网络虚拟环境中创制虚拟创制物(即网络虚拟财产的内容),也没有限制虚拟创制物的流转,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用户所创制的虚拟创制物也是合法的。综上,基于用户协议的合法性和虚拟创制物(即网络虚拟财产的内容)的合法性,笔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满足《民法典》对遗产合法性的要求。

  2.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

  从2003年我国首例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开始,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争议,在学界就从未停止。关于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具有财产属性的争论,在学术界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学说之间的分歧在于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具备财产的一般属性,即价值性、稀缺性、可控性。笔者赞同肯定说,理由在于:其一,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属性,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在2003年首例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中,法院的裁判就指出:“虽然网络虚拟装备是无形的,但并不影响其作为财产获得法律上的评价和救济。游戏玩家参与游戏、购买游戏时间等均需以货币购买,这些事实均反映出作为游戏主要产品之一的虚拟装备具有价值含量。”2此外,在各类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被认定为侵犯他人财产,这也从侧面体现了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属性;其二,网络虚拟财产并非无限拓展的,其具有相当的稀缺性。以盈利为目的的网络运营商在运营网络虚拟环境时,会设置不同的权限,而网络用户为了获取这些权限则需要付出不同的对价。以王者荣耀中的“荣耀水晶”为例,获得“荣耀水晶”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在王者荣耀中购买荣耀积分进行抽奖,荣耀水晶的中奖概率为0.8%,在王者荣耀中进行抽奖的花费为一次6元,而因抽中概率较低,腾讯公司在游戏中同时设置了抽满361次即可获得“荣耀水晶”的规则,一般网络用户需要花费2166元才能保证获得“荣耀水晶”。该事例一方面体现了网络虚拟财产独特的价值属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网络运营商为了盈利和网络平台正常运营的需要,必然会限制部分网络虚拟财产数量,而网络用户取得网络虚拟财产也会受到其个人财产、时间、精力的限制。由此可见,网络虚拟财产在网络平台中具有相当的稀缺性;其三,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可控性,集中体现在网络虚拟财产处于网络用户的控制下。网络用户可以通过与网络运营商签订用户协议注册自己独有的网络账号,网络用户对于该账号的密码、使用、收益以及处分享有排他性的权利。同时,网络用户可以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交易、赠送、抛弃该网络账号和账号内的网络虚拟财产,其他人不得干预和侵犯。此外,网络用户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的其他行为,均是在其控制下进行的,网络用户通过一系列行为控制网络虚拟财产,充分体现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可控性。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的一般属性,突出地表现在网络市场中各式各样的网络虚拟财产交易行为。网络虚拟财产通过网络虚拟财产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和流转,以上海数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盛趣游戏公司”,“盛趣”为其商标)为例,盛趣公司与上海数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G买卖”)达成唯一合作授权,构建了专业游戏虚拟物品交易平台(即“G买卖”),不断为玩家提供游戏虚拟财产的交易服务。实际上,在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游戏虚拟物品交易平台,网络用户通过手机应用平台简单搜索,即可搜到大量的游戏虚拟物品交易平台,如“交易猫”“5173游戏交易”“淘手游”等。这些交易平台为网络游戏用户提供不同种类网络游戏的交易服务。通过平台,网络游戏用户可以实现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转让。上述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行为,一方面体现了网络虚拟财产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体现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

  三、民法典时代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中用户协议限制的排除

  网络虚拟财产依附于网络虚拟环境而存在,而网络运营商是网络虚拟环境的创制者和维护者,网络运营商常常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限制网络用户的部分权益。其中,最常见的是,网络运营商在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网络用户不得将网络账号以出租、转让、赠与等方式提供给他人。以腾讯公司为例,作为国内最大的互联网游戏公司,它拥有并运营大量的网络游戏和网络虚拟财产。腾讯公司与用户之间的《腾讯游戏许可及服务协议》中明确指出网络账号的归属以及禁止网络用户对网络账号的出租、转让等行为3。除了腾讯公司之外,淘宝、京东、微博等网络平台运营商几乎均在用户协议中约定排除和限制网络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出租、转让、赠与等权利。仅从用户协议的内容来看,网络用户对于网络虚拟财产做出的出租、转让、赠与等行为是被用户协议所禁止的。网络运营商的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最终损害网络用户的权益。

  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用户协议是由网络运营商为重复使用而事先拟定的、向不特定的网络用户提供的、未与网络用户就合同中条款进行协商的合同,同时该合同以“点击”确定的形式成立。基于上述用户协议的实际情况,不难判断,该用户协议属于“电子格式合同”,其排除和限制网络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出租、转让、赠与等行为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为保护格式合同中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496、497、498条分别从“格式条款”的订立、“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格式条款”的解释三个方面对“格式条款”进行了规定和约束,笔者将运用民法典中格式条款的规定来分析用户协议对网络用户继承限制的效力。

  《民法典》第496条对格式合同条款提供者规定了提醒注意义务。网络运营商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应当对用户协议中与网络用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进行合理的提示和说明。虽然大多数的用户协议通过标红、加粗等方式将与网络用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和其他条款进行了区分,提醒网络用户该条款的重要性,但是网络用户协议作为“电子格式合同”,基于交易的便捷效率和协议的复杂性,网络用户注册时审阅协议条款的可能性并不高。多数情况下网络用户在注册时不会阅读用户协议,仅通过“点击同意”的方式与网络运营商订立协议。根据Robert A.hillman教授的调查表明,只有4%的网络用户会阅读用户协议条款,几乎没有用户认真阅读协议的条款[2]。即使网络用户仔细阅读了诸多条款,但是由于用户协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不同意即不能进入之规则,网络用户进入该平台就必须点击同意。此种格式条款的提醒方式未能完全满足《民法典》对格式条款提醒注意义务的要求,同时仅以“点击”同意的方式也不能反映网络用户的真实意思表示4。因此,笔者认为此种“电子格式合同”难以保证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故与网络用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点击格式条款应当与消费者协会或网络用户协会协商制定或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核制定,并将该用户协议以合理的方式告知网络用户,否则该条款不应当作为用户协议的内容。

  《民法典》第497条对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进行了规定。用户协议中网络虚拟财产的“限制转让、禁止交易条款”排除了网络用户关于网络虚拟财产转让、赠与等处分权。从网络用户协议签订的目的来看,网络用户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处分权是用户协议中的主要权利。关于“限制转让、禁止交易条款”是否属于排除主要权利,笔者认为需要根据用户协议中的具体条文,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考量条文本身的合理性和公平性。既不能一刀切的禁止所有网络虚拟财产的移转和继承,也不能一概肯定网络虚拟财产的转让和交易。“限制转让、禁止交易条款”的效力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如禁止将虚拟货币与现实货币直接兑换。如果严重有失公平且妨碍相关网络产业正常发展的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如在条款中禁止所有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行为[3]。从网络运营商这一方面来考虑,网络运营商作为网络平台的监管者因保护隐私权、数据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网络用户转让、赠与等行为具有其合理性;从网络用户这一方面来考虑,网络虚拟财产中凝结了网络用户大量体力和脑力劳动,同时网络虚拟财产附着了网络用户的大量情感,而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并不会对网络运营商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全面禁止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将不利于保护网络用户的合法财产,也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继承人对逝去的网络用户的缅怀。综上,在认定用户协议中“限制转让、禁止交易条款”效力时,应当遵循《民法典》中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用户协议中的“限制转让、交易条款”应当平衡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如果该条款不合理地禁止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和继承,则有损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应认定该“格式条款”违反《民法典》第497条的规定而无效。

  《民法典》第498条规定了格式条款的解释方法,对于格式条款有争议时按限缩解释,有两种不一样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虽然大多数网络运营商在用户协议中排除和限制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出租、转让、赠与,但是目前几乎没有网络运营商在用户协议中明确规定排除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根据客观解释原则,在用户协议中没有明文排除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那么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就是被允许的。但是,也有人认为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也是转让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方式,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也应当像转让一样被限制。然而,法律对转让、赠与与继承三个概念有不同界定,转让是把自已的合法利益或权利让与他人的行为,赠与是无偿给予他人自己的财物且他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而继承是被继承人死亡后因人身关系取得死者生前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三者在法律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根据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来说,也应当认定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不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出租、转让、赠与等行为。”[4]

  总之,根据《民法典》第496、497、498条对格式条款的规定,用户协议中网络运营商不合理地限制和排除网络用户主要权利和免除其责任的格式条款应当予以排除适用,且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并不会对网络运营商造成不公平的影响。秉承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制定公平合理的格式条款,方能实现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的双赢。

  四、民法典时代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与隐私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隐私权的保护是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中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虚拟环境中,网络用户相对于现实社会有着更加“自由”的人格,在虚拟世界可以展现更真实更极端的自己,而在这个自由的虚拟环境中就必定存在网络用户的私密信息。我国在编撰《民法典》时将“人格权”独立成编,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在当今愈发重要。

  在互联网时代,隐私权更容易受到侵犯和影响,这对网络运营商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facebook因泄露用户隐私问题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为期20年的和解协议,Facebook将按和解协议的要求支付50亿美元罚款。网络虚拟财产为网络运营商带来收益时,也对他们提了更多的要求。正因如此,网络运营商在面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上变得小心翼翼,担心稍有不慎就侵犯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网络用户的隐私利益不因其死亡而消失,网络账户中的隐私也同样受到《民法典》的保护。德国“facebook案”中死者的父母希望继承死者的Facebook,了解死者是否有自杀倾向,而Facebook坚持保护用户隐私的立场,不予同意。本案从柏林地区法院到联邦最高法院经历三次判决,最终联邦法院认为社交帐号的内容数据兼具财产、人身属性,但难以分割,可以一并继承。即使法院已有这样的判决,但是Facebook等网络运营商却并未因此而改变一贯的主张,认为死者的网络帐号上不仅存有死者的隐私信息,还可能存有死者社交好友的隐私信息。

  当然,网络账号的内容与网络用户的生活密切相关,网络运营商保护网络用户的隐私权无可厚非。但是,笔者认为保护网络用户隐私权的前提是,网络用户不希望他人包括自己的继承人知道自己的账号以及账号里的内容。如果网络用户希望自己的继承人继承自己的网络账号,使得自己的网络账户继续存续有效,那么与隐私权的冲突就不存在。如果为了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中涉及的隐私而不考虑网络用户个人意愿和网络虚拟财产的实际情况,将会构成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不当限制,以致于最终侵害网络用户的权益。

  在处理网络虚拟财产中隐私权的问题时,还需要区分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如微信账号、QQ账号、微博账号等网络账户中就有网络用户的大量私密信息,不进行筛选而直接继承将有可能侵犯网络用户的隐私权,而如网络游戏账号、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装备、百度云盘中的学习资料等网络虚拟财产就不涉及网络用户的隐私,不会侵犯网络用户的隐私权。

  因此,民法典时代公民人格权利益需要得到妥善保护,但并非限制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理由。通过区分网络虚拟财产的内容和性质,并结合网络用户的个人意愿,完全可以在不侵犯网络用户隐私权的基础上允许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真正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五、民法典时代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具体规则

  《民法典》第1122条为网络虚拟财产纳入遗产范围提供了依据,但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流程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指引,同时还存在着网络运营商强制处理网络用户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

  在民法典即将实施之际,有必要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出台与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配套的司法解释,更好规范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

  1.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主体范围

  一般而言,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主体就是遗产的继承人。在《民法典》中,遗产的继承人分为法定继承人和遗嘱、遗赠继承人,故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人应当为法定继承人和遗嘱、遗赠继承人。但是,现实中网络运营商往往会利用用户协议中的“限制转让”条款,限制非亲属关系继承人的继承权。以淘宝店铺继承为例,仅有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淘宝店铺,遗嘱、遗赠继承人不在该网络店铺的继承主体范围内。笔者认为,在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主体中应当将遗嘱、遗赠继承人纳入主体范围,一方面遗嘱、遗赠继承人是《民法典》已经明确的继承主体,另一方将遗嘱、遗赠继承人纳入主体范围更符合网络用户的真实意愿,有利于实现网络虚拟财产的再利用,推动网络产业的发展。

  2.明晰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客体范围

  根据目前网络虚拟财产的各种表现形式,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社交类网络虚拟财产,该种网络虚拟财产通常仅能通过继承整个账号的形式,实现网络虚拟财产的转移。例如,QQ账号和淘宝账户;第二种是网络信息资料类网络虚拟财产,该种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可通过复制到电子介质或者复制到个人网络存储空间的方式实现网络虚拟财产的转移。例如百度云盘中存储的文件资料、照片等可通过下载或者复制的方式转移;第三种是可在网络用户间自由流通的虚拟货币和网游资源,该种网络虚拟财产较前两种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更强的流通性,经常在网络用户间发生自由交易的情形。例如,地下城与勇士这款网络游戏中的游戏货币和游戏装备可以在平台自由交易。第三种形式的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较高灵活性和经济价值,应当全部列入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客体范围内。第一种和第二种网络虚拟财产需要区分其属于财产性虚拟财产还是人格性虚拟财产。所谓财产性虚拟财产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如淘宝店铺等,这种类型的网络虚拟财产能现实地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不涉及私密信息的保护,应该全部列入继承客体。所谓人格性网络虚拟财产是指与网络用户个人隐私密切相关,该种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更多体现的是对死者的情感寄托,一般情况下此种网络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较低。人格性的网络虚拟财产往往涉及网络用户自身及其他用户的私密信息,笔者认为,该种网络虚拟财产需取得被继承人及私密信息涉及的其他用户的同意方才能够被继承人所继承。否则,网络运营商在协助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时,对涉及网络用户本人和他人私密信息部分的网络虚拟财产不允许继承。

  3.设计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程序

  网络运营商的管理和配合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至关重要,网络运营商可以通过转移账号、复制网络信息资料等方式帮助实现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虽然目前大多数网络运营商因为巨大的成本和盈利的需要并不赞成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但是仍有部分网络运营商支持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为网络用户继承网络虚拟财产提供服务。笔者通过分析实践中部分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方式,认为网络虚拟继承的一般程序应为:

  第一,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人向网络运营商提出申请,申请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以淘宝店铺的继承为例,继承淘宝店铺需要向“淘宝网”提供:死亡证明(如火化证明或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关系证明(如户口本或派出所证明或公安局证明),如涉及其它继承人,还需提供其它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公证书5。

  第二,网络运营商对继承人提供的证明文件进行审核,符合继承条件的,进行一定时间的公示。

  第三,在公示期内没有其他权利人提出异议,则将网络虚拟财产转移给继承人;网络运营商根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以不同形式实现继承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以淘宝店铺的继承为例,网络运营商通过将淘宝店铺直接转移至继承人未绑定淘宝账号的支付宝账号上的形式,实现了继承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而以美国的雅虎邮箱为例,网络运营商不提供邮箱帐号密码,而是将雅虎邮箱中保存的照片、文字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刻成光碟,交给继承人,实现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笔者认为在处理不同性质的网络虚拟财产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不同方式实现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

  4.严格规范用户协议中的格式条款

  在当前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地位不平衡的情况下,需要对用户协议中的格式条款做出一定的限制,避免出现严重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防止网络运营商过分的加重网络用户责任[5]。笔者认为除了利用现有的《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文对用户协议进行规范之外,还可以通过制定一份具有标准性质的用户协议模版或限定用户协议的规范条款,来平衡网络用户和网络运营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提高网络运营的水平,最终实现网络平台的健康发展。

  针对用户协议中的格式条款,笔者有以下的建议:第一,坚持和贯彻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在促进交易、保障合同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实现网络用户和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公平。第二,对于免除网络运营商责任、排除网络用户协议的条款,应当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明确条款效力或者制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格式条款范本,严格确定免责的范围。通过对用户协议的调整,防止网络运营商过分加大网络用户的责任,最终实现网络用户和网络运营商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

  参考文献

  [1] 姚黎黎.从美国法院的司法案例看用户协议的效力认定[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2] TARNEY,TYLER G.A call for legislation to permit the transfer of digital assets at death[J].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2012(3):773-802.
  [3] 林旭霞.虚拟财产权研究[M].修订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62-182.
  [4] 梅夏英,许可.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与立法问题[J].法学家,2013年(6).
  [5] 赵天宇.网络服务合同中不平等条款的类型及其法律规制——以虚拟财产权的保护为视角[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0(2).

  注释

  1 参见http://www.cnnic.cn.forest.naihes.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57/2020 04/t20200427_70973.htm,2020年7月25日访问。
  2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003)朝民初字第17848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04)二中民终字第02877号。
  3 《腾讯游戏许可及服务协议》二、【游戏账号】2.6:“游戏账号是腾讯按照本协议授权您用于登录、使用腾讯游戏及相关服务的标识,其所有权属于腾讯。您仅根据本协议及《QQ号码规则》《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个人帐号使用规范》、相关账号使用协议以及腾讯为此发布的专项规则享有游戏账号的使用权。您不得将游戏账号以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不得以转让、出租、借用等方式提供给他人作包括但不限于直播、录制、代打代练等商业性使用。”
  4 事实上,网络用户以“点击同意”的方式与网络运营商订立用户协议时,网络用户不但没有与网络运营商协商用户协议条款的机会,而且网络用户如果想进入平台必须接受网络运营商在用户协议中提出的要求。对于在这种不平等地位下订立的用户协议,网络用户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并且在此种情况下的意思表示不具有自由性。
  5 参见http://h-s.helpcenter.taobao.com.forest.naihes.cn/learn/knowledge?cateId=280 &id=1120022,2020年7月2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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